大慧宗杲(1089—1163)嗣法于法演的弟子圆悟克勤(1063—1135)，提出后来在禅宗中占主流地位的“看话头”禅法。宗杲是促成“临济再兴”的重要人物，自17岁受戒以来，先后参谒过曹洞宗的洞山道微、海会从、湛堂文准等多位禅师，而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湛堂文准与圆悟克勤。宗杲初参文准的时间为大观三年(1109)，文准于政和五年(1115)去世，临终前曾劝其日后参学圆悟克勤;加之张商英亦曾于宣和二年(1120)向宗杲推荐过克勤，宗杲遂于宣和七年(1125)在天宁寺见克勤，并礼克勤为师。建炎三年(1129)时，因克勤“有归蜀意”，宗杲于建炎四年离开克勤，至江西海昏云门庵。宗杲在文准与克勤身边从学的时间分别为六年、五年。鉴于有关的史料记载，尽管我们提到宗杲时，多将其与虎丘绍隆(1077—1136)并列，视为圆悟克勤的两大最出色弟子;对于其“开悟”，也多想到克勤所举之五祖法演“树倒藤枯”公案，但就宗杲的受法及相关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文准的开导及点拨对宗杲的“开悟”实起到更基础、更关键的作用。
宗杲在文准门下参学期间，曾多次叩问文准入道之要，值得注意的有两次。第一次为文准见宗杲读《金刚经》，遂问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云居山高、宝峰山低?”宗杲答之曰：“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第二次则为政和四年，文准指出宗杲的禅病所在，即“你欠者一解在”，意为宗杲的禅法尚处于“知见”层面。宗杲虽当即已表示，“正是某甲疑处”，但直到多年之后，其在虎丘读《华严经》，借助《华严经》的导引，他才从根本上明了文准深意，彻然贯通。
宗杲参学时，文准见其根器不凡、言辞机敏、形神清灵，对其十分器重，并寄予厚望。但对于宗杲禅法存在的问题，文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禅的外在形式表达、知解等方面，宗杲已达到一定境界，但对于如何内在发用、顿悟超脱等方面，其尚未“得”。而这一点正是禅法之精髓处，为关乎慧命之事。笔者认为，文准之所以如此评论宗杲禅法，可能与其参学经历有关。文准初参克文，发奋读经，废寝忘食、焚膏继晷，克文见之，严厉斥责曰，参禅怎能只停留在文字层面?此为舍内求外、舍本逐末，贻害无穷。克文主张，参禅要从根本处入手，以治心为旨归，且不可被外物遮蔽，迷失自性。可以说，文准的这次指点，为宗杲日后禅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文准所言，宗杲深为认同，并开始尝试将其贯彻于自身禅法之中。当然，《华严经》的第七地证无生法忍以及第八不动地，后来对宗杲起到进一步启示作用。宗杲因而明了离一切相、一切想、一切执着之意，强调断除意念，从根本上自修自证。我们从其对“默照禅”的批评，以及其“看话禅”的具体主张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宗杲曾自述自身禅法的授受情况，“宗杲虽参圆悟和尚打失鼻孔。元初与我安鼻孔者，却得湛堂和尚。只是为人时下刃不紧，若是说禅病，无人过得”。值得注意的是，宗杲在指出自己于克勤处“开悟”的同时，亦给予了文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文准深得禅法精髓，法眼如炬，能够清晰、透彻地指出学人参禅时存在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具体接引方式、见性解脱、顿悟超然等方面，文准及其禅法尚存不足。而这一点，正好是克勤及其禅法所具备的，自修自证、无念无心、直达佛境是其禅法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也都自然地贯穿到宗杲禅法之中，弥补了宗杲从文准所学之不足。
宗杲《示廓然居士(谢机宜)》： 学世间法，全仗口议心思。学出世间法，用口议心思则远矣。佛不云乎，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永嘉云：“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兹心意识。”盖心意识乃思量分别之窟宅也。……所以道，观法先后，以智分别。是非审定，不违法印。得到这个田地了，尽作聪明，尽说道理，皆是大寂灭，大究竟，大解脱境界，更非他物。故盘山云：“全心即佛，全佛即人”，是也。未得如是，直须行住坐卧，勿令心意识得其便。久久纯熟，自然不着用力排遣矣。
宗杲在这里首先指出“出世间法”的不可思议，认为参禅要除去所知障，直彻心源。宗杲举宝积的“全心即佛，全佛即人”来开示廓然居士，要重视当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主张在行住坐卧、日用常行中证悟自性，契悟佛与众生无异之意。此外，克勤对丛林过于重视禅派公案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认为如果只重视形式，会对顿悟自性、寻求解脱带来极大不利，而宗杲则是趋利避害，对禅宗公案予以辩证性的对待。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文准与克勤的禅法在宗杲禅法思想中均有具体体现，尤其是文准妙圆虚寂、清静无为的禅法风格与克勤峻烈明快、直指人心的门庭施设，在宗杲禅法中得到有机整合，进而渗透到包括“看话禅”等在内的宗杲整个禅法体系，但客观而论，文准方是宗杲开悟的关键。
《禅林宝训笔说》中有湛堂文准教示诸弟子“治学以治心为本”、省身养性、通达权变、志向高远、乐善好义的记载。其中，文准就“立志”问题对宗杲进行劝诫。文准讲到，参禅者需立志高远、胸怀大志、脱俗超逸，如此，方能朝着自家“本分事”矢志不移、持续精进。文准对宗杲的教导，虽非直接涉及禅法，但其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已远非求学妙悟所能及。可见，在禅法之外，文准于道德、伦理等方面，亦给予了宗杲诸多教诲。由此，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宗杲之后禅法在义理层面之外的丰富道德内涵。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佛教心性论与北宋五子心性论关系研究”(2014M56115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