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外来和尚会念经”，又作“远来的和尚好看经”，意思是说从外边远道而来的和尚比本地的和尚学问高深，更懂经书。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引申出盲目崇洋媚外之义。然而，倘若联系古印度早期佛教传播形态，并结合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考察，或许我们对“外来和尚会念经”这一俗语背后的文化符号的来龙去脉和实际含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与此同时，对佛教在古代传播进程的认识亦有启发和帮助。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当它传入中国的时候已经在印度有六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在早期的印度佛教传承体系中，佛典起初是以口传文献(Oral Literature)的形式存在的。南传佛教认为，直到锡兰王毗多伽摩尼(公元前43年至前17年在位)时，佛经文本才得以书写。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形成了佛教重视讽诵的传统，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之《翻译文学与佛典》已有论及：“印土僧徒，夙贵呗诵，所治经典，类能暗记。最初移译，率凭口传。”有学者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揭示，认为“一是印度自身的文化传统，非常不重视书面记录的文明，人们更崇尚把知识存放在脑海里。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强烈反对宗教教义诉诸书面，他们声称经典的神圣性有很大一部分是附属于声音上，一旦书写下来就会失去神圣性。二是佛教自身的特殊因素，比如佛陀生活和传教的一些主要地区，例如摩揭陀，并没有多少适合书写的材料。另外他们认为宗教真理需要师徒间的直接交流，并非文字所能传递”。这种重视讽诵的传统，让僧人把诵经作为日常功课。这一点在最早来中土弘扬佛法的那批僧人身上可以窥探。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便记录了不少这样的事例，如《竺法兰传》：“自言诵经论数数万章。”又，《昙柯迦罗传》：“诵大小乘经及诸部毗尼。”又，《鸠摩罗什传》：“什公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正是缘于这种高度重视诵经的传统，故僧人呈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让初次接触佛教的王公贵族惊叹不已。《高僧传》卷二《佛陀耶舍传》就记录了这一情形：“耶舍先诵《昙无德律》，伪司隶校尉姚爽请令出之，兴疑其遗谬，乃请耶舍，令诵羌籍药方可五万言经。二日，乃执文覆之，不误一字，众服其强记。”这种“不误一字，众服其强记”的惊叹中，无疑饱含了当时的士人对外来弘法僧人的钦佩，于是“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刻印在本土人士心中，从而产生强烈的冲击，无形之中也推动了佛法的流播。

　　另外，佛经即便到后来发展为书承体系，但都是用梵文写成的，本土僧人无法阅读，因此不少西域僧人不远万里奔赴中原地区传教，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译经家，如求那跋陀罗、鸠摩罗什、竺法护等。这些译经家一方面将大量梵文经书翻译成汉文，另一方面则设立道场为汉僧和信徒们讲经说法。因此，在当时士人和庶民眼中，域外高僧是人们念佛学法的必要帮助，他们也确实要比本土僧人更有水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或者“远来的和尚好看经”，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外来和尚会念经”为何会逐渐演变成一个带有贬义、调侃意味的俗语呢?这其实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程相关。隋唐以前，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佛学水平高，中国处于学习过程中。隋唐以后，随着中国佛教的不断深入发展，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等流派开始出现，尤其是禅宗的确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完成。士人对佛教的认识已从早期的“意义僵化”过渡到“不立文字”，对外来经文及僧人亦不再盲目崇拜，已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隋代侯白《启颜录》“隋有三藏法师”条说明了这一点，三藏法师本是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结果被一赵姓小儿诘难，法师“既怒且惭，更无以应。众人无不欢笑，惊难称嗟”。因此，“外来和尚会念经”演变为一句有贬义的俗语，亦在意料之中。从钦佩到调侃甚至贬低，这背后细微曲折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古人崇佛自信心的变化。

　　可以说，“外来和尚会念经”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语，其最初是古印度早期佛教传播重视口头传播的形态，以及传入中原后对本土人士的心理冲击的真实反映。然而，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互动，尤其是唐以后，各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佛学流派纷纷建立，士人对外来佛教不再盲目崇拜，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因此“外来和尚会念经”演变为一句有调侃、贬义的俗语。认清这一逶迤曲折的历史过程，不仅可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外来和尚会念经”这一文化事迹、生活常识、俚语掌故的实际含义、历史沉淀，而且也为佛教中国化的发展状况、士人崇佛心态等相关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参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解”(11AZD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