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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序

时间:2019-12-31 21:38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作者:方广锠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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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宗教是一种信仰,每一种宗教都有以自己的信仰为核心构筑起来的独特的教义体系。信仰只有掌握群众才有生命力,为此,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教义必须采用各种外化的形式去影响群众、争取群众。

 

  宗教是一种信仰,每一种宗教都有以自己的信仰为核心构筑起来的独特的教义体系。信仰只有掌握群众才有生命力,为此,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教义必须采用各种外化的形式去影响群众、争取群众。宗教外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因各宗教的不同而不同,因各宗教所活动地域的文化形态的不同而不同。但外化形式中的宗教仪轨,或称宗教仪式①则是各宗教必备的,可称为宗教外化形式中最重要的部分。正因如此,我主张“仪式是宗教的伴生物”,亦即有宗教就会有仪轨。有学者提出:“仪式,就是宗教信仰和教义的行为语言的表达。”我很赞同,但仔细思考,觉得还町以简化,因为宗教“信仰”本身是宗教“教义” 的核心部分。所以可以把上面那句话表述为“仪轨是用行为、语言表达的宗教教义。”在我看来,宗教有三个必备的要素:宗教教义、宗教承载者(亦即宗教信徒)与宗教仪轨。其中教义是灵魂,承载者是躯体,仪轨则是维系灵魂与躯体的必不可少的纽带。当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面所述只是本文为行文方便所作的简略论述,在现实社会中活动着的宗教要复杂得多。纽带并非只有仪轨,还有寺院、雕塑等各种宗教的物化形态。仅就上述三要素而言,教义属于意识形态,仪轨与承载者则涉及到该意识形态的“外化”与“物化”,三者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厘清。如此等等,此处从略。

  我认为,如果我们对历史与现实中佛教的种种表现形态做一个大致的观察,则可以发现佛教由义理层面及信仰层面等两个层面组成。所以始终主张在佛教研究中,对二者都应充分重视。用上述佛教具有两个层面的理论来考察上述宗教的三个要素,可以大致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宗教教义偏重于义理层面,宗教仪轨偏重于信仰层面;宗教承载者则是上述两个层面的“物化”基础。当然,此处所说仅为“偏重”。因为“信仰”本来就是“宗教教义” 的核心组成部分,所以,宗教教义中自然包含着大量信仰层面的元素,这也是信仰层面佛教得以立足的理论依据。而宗教仪轨一方面依据宗教教义组织,另一方面又是义理层面佛教倡导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方式。所以,义理层面佛教与信仰层面佛教虽然各有侧重,但在现实中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甚至相互转化,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整个佛教显得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基于上述分析,逻辑的结论就是:研究宗教及其发展、变化时,上述教义、承载者、仪轨等三个要素不可偏废。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佛教研究更多地偏重于义理层面佛教的研究,而对信仰层面佛教,特别是仪轨佛教的研究不甚注意。其实,印度佛教从传人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中国信众所承载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教义、仪轨两个方面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从而最终演化为中国佛教。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佛教中国化” 的过程。仅从教义方面进行研究,不注意从仪轨方面进行梳理,不注意中国佛教的承载者—— 中国人—— 原有的文化积淀,不可能真正厘清佛教中国化的进程。那种中国佛教研究,是残缺不全的。顺便提一句,从上世纪开始,经过我国学界、教界近百年的努力,“佛教中国化”本来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近些年来,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教界,都出现一股否定“佛教中国化” 的思潮,在有些人看来,只有忠实祖述印度佛教理论与践行的佛教,才是正统的、正确的。佛教因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出现的新的理论、新的信仰与践行形态,则是非正统的甚至是错误的,是应该批判与排斥的。这种思潮的底蕴,实际是企图彻底颠覆中国佛教的主体性,值得我们严重关注。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暂不涉及。

  总之,由于受到中国信众所承载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印度佛教逐渐演化为中国佛教。那么,中国佛教怎样在印度佛教教义的基础上吸收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教义?它的仪轨又是怎样在与中国其它宗教仪轨共存并相互影响的氛围中逐渐形成与发展?上述种种,都是摆在中国佛教研究者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观点,即以“会昌废佛”为界,中国佛教的面貌开始发生巨变。晚唐五代以下,特别是宋以下,佛教逐渐形成两大主流,一大主流是“禅净合一”,属于佛教的义理层面;还有一大主流就是以水陆法会为代表的仪轨佛教,属于佛教的信仰层面。这两大主流,实际上在广大群众中,后一主流的规模与影响要超过前一个。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分层的,在这一背景下,仪轨佛教其后又往下层潜沉。往下层潜沉以后,它与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形态包括因为被镇压而潜入民间的诸如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相结合,出现种种光怪陆离的宗教现象。上述种种,都应该是我们佛教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重大问题至今很少有人去关注。

  侯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第三届本科毕业生。他上本科的四年,正是我跟随任继愈先生攻读在职博士生的四年。当年,我曾按照任继愈先生的安排,为宗教学专业前三届学生讲授过印度佛教史。因为上课要点名、有答问,所以我当时大体能记住该专业各位同学的名字。不过该课虽为宗教学专业所设,但旁听的人不少,包括哲学系以及其它系的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等,所以对听课的宗教学专业学生,没能一一与本人对上号。若干年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碰面,他告诉我毕业后分配回云南,目前正在搜集、整理阿咤力教的经典。当时我恰好在主编《藏外佛教文献》,便让他把整理好的资料寄给我看看。

  众所周知,云南是我国的宗教大省。我这里所谓的宗教大省,主要是指我国的各主要宗教在该省均有流传。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云南均有悠久的历史。就佛教而言,世界现存佛教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三大系,而云南则三大系佛教俱全。这在我国、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民间巫教在云南也依然有活动。为此,当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经专门在云南设立过工作站。所以,侯冲分配回云南这一宗教大省从事宗教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一大机遇。自然,更加值得称道的是他抓住了这一机遇,发掘了不少研究价值极高的阿咤力教科仪文本,由此起步,开拓了中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

  仔细阅读侯冲寄给我的那些阿咤力教科仪文本,结合敦煌遗书中的相关资料,使我联想起以前看到但被我忽视了的其它一些资料,促使我对中国佛教发展进程及其不同表现形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从而解答了我以前学习中国佛教史时所产生的若干疑惑。我当时的那些思考,简略地记录在《藏外佛教文献》第六辑及以下诸辑的卷首语以及当时发表的一些论文中。

  其后侯冲提出希望进一步深造,师从我攻读博士研究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以更好地开拓自己的研究。刚开始,我是很犹豫的。因为我自己虽然涉猎过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涉猎过佛教思想、佛教史,但这些年主要精力花费在佛教文献学,特别是敦煌遗书的调查、编目、研究上,对侯冲研究的仪轨佛教只有非常粗浅的认识。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指导教师。但如前所说,侯冲研究的领域正是被目前的中国佛教研究所忽略的,可以预期,这一领域的深入开拓可以为我国宋以下佛教的研究开辟全新的天地。从这一点讲,我又希望能够为侯冲提供一些更好的研究条件,帮助他深入开拓这一块处女地。记得我们曾经在北京通州我寓所的阳台上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我提出,所谓阿咤力教科仪文本,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云南的某种地方性宗教的形态,实际上对研究中国佛教中的信仰层面佛教具有普遍意义。这一问题如果能够突破,中国宋以下佛教史将完全改观。他说:他在研究中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我提出:你的研究方向,可以直接从宋以下佛教研究切人,把宋以下信仰层面佛教的形态搞清楚。也可以从头开始对仪轨佛教做一个全面的梳理,那样可以为将来进行的宋以下佛教的研究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究竟怎样为好,由你自己决定。他表示,愿意从头梳理中国仪轨佛教的全部历史。当时,我明确告诉他:就仪轨佛教而言,我没有能力指导你。但我可以像任先生尽力为我搭建平台那样,尽力为你搭建平台。至于如何把研究深入搞下去,完全靠你自己。

  四年在职博士生研修,侯冲独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反复修订而成。其实,博士毕业以后,我曾多次催促他将论文正式发表,他则一直说还要修订打磨。毕业至今已经约10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我曾经撰文称:经济有新的增长点,学术也有新的增长点。什么是新的学术增长点?无非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新材料、新观点”。学术的新增长点犹如朝阳,充满了生命力。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努力发现、发掘新的学术增长点,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上,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学术研究为促进学术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侯冲博士论文所着力的,正是中国佛教史中一个生机勃勃的学术增长点。该论文利用新材料,对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对这些观点的学术价值,我想,学界同行心中都有一杆秤,可以做出自己的评价。当然,由于这是一个过去甚少有人涉猎的领域,许多问题是候冲首次提出与论述,故论文中不少观点必然有可以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学术研究不能缺少学术商榷,正常的学术商榷可以推动学术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最后谈两点感想:

  第一点,说来不过是老生常谈,就是学术研究要凭资料说话。侯冲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除了他自己的天分、机遇与锲而不舍的努力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下大力气搜集、整理各种关于佛教仪轨的原始资料,认真研读这些资料,把自己学术研究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资料基础上。20多年来,他已经收集到的各种法事文本(含复印件)多达2000余册,都是传统大藏经中没有收入的;一般的研究者不甚关注,或者虽然关注却难以见到的。据我所知,目前世界范围内,收藏同类法事文本达数百册的还有几家,但收藏量达2000余册者,则惟有侯冲一家。正因为有这些资料垫底,他才能够在这个过去不甚为人们所关注的领域驰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关于他是如何搜集资料、整理和研读资料的情况,他在《走进斋供——我的学思历程(1984—2009)》一文中有涉猎,该文已作为附录收入本书,我想年轻的学者或者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第二点,说来也不过是老生常谈,就是所谓“教学相长”。这里加一个“所谓”,是因为如上所说,我实际上并没有指导侯冲从事仪轨佛教研究的能力。所以,上面“教学相长” 中的“教”,实际上有点名不副实。但不管怎样,侯冲读博挂在我名下,有了这个因缘,我得以看到大量以前没有关注的资料,得以最早看到他的研究成果,这对我是一个“增上缘”。我得以把这些资料与敦煌遗书结合起来,并思考中国佛教中的诸多重大问题,由此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本文前面提出的一系列我对中国佛教的新观点,有些正是在侯冲提供的资料与观点的启发下产生的,有些从他收集到的资料中得到印证。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事例:若干年前,我注意到宋以下的信仰层面佛教出现一种很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上面提到的: “仪轨佛教其后又往下层潜沉。往下层潜沉以后,它与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形态包括因为被镇压而潜人民间的诸如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相结合,出现种种光怪陆离的宗教现象。” 我曾向某年轻研究者谈过这一观点,要求他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这一现象。最近,侯冲给我三册他搜集到的民间法事文本,正是佛教与景教、摩尼教在民间相互浸润的证据。应该说,我从其他学生身上,程度不等地也学到各种知识。所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大意):学术研究就是凭资料讲话,谁掌握的资料多,谁的话语权就大。有时我的学生看到的资料,我没有看到,那么就他们讲,我听。《孟子》将“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三乐”之一,想必也包含着这一层含义。希望并相信侯冲在将来的科研中能为中国佛教研究做出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2017年4月14 日于新西兰奥克兰太阳雨中。

  (作者方广铝,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学术界习称“宗教仪式”,我比较倾向采用“宗教仪轨”,理由可见《在“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佛教文献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本文应不同语境,两种表述并用,但两种表述完全等价。特此说明。《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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