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民国时期汉僧入藏学经的历程及特点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是几千年来汉藏民族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20世纪20—40年代，基于复兴汉传佛教、推进僧伽制度改革等需要，内地佛教界部分人士主张派人赴藏学法，沟通汉藏佛教成为众多汉僧入藏学经的动力。由于连年争战、生活困苦，民众希求和平、安定的生活，因此，各种弘扬密法、护国息灾法会等活动得到内地民众及官员的欢迎与支持。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逐渐加深了对佛教在沟通汉藏民族感情、解决西藏问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有意支持和加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人战略相持阶段后，沟通汉藏文化、融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感情成为政府稳定西南大后方、巩固边陲的要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汉僧跋涉千里，历经艰辛，负笈求法于雪域高原。

　　据现有的资料，从1925年“留藏求法团”成立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见于记载的游学康、藏的汉僧约有70余人⑤[1][10]。考察这些汉僧的学经历程，可归纳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初期汉僧人藏游学主要得到民间资助，20世纪30年代后期(1937年起)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国立中央大学等开始资助汉僧人藏求学，但民间资助仍是主要渠道。如1925年大勇法师组织“留藏求法团”，其赴藏经费、生活费主要来自居士胡子笏( 等私人资助。1936年12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制定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十二条)，规定从1937年起，国民政府每年资助2名汉僧入藏学经，每人补助往返旅费250元及每年生活费80元，汉僧由佛教总会报送，经蒙藏委员会考核后派遣进藏，游学期限为5年。1942年后，资助人数和经费有所增加②[1][12]。据邢肃芝(碧松)回忆，他虽是接受政府资助入藏学法的汉僧，“但政府所提供的一年一千多两银子远远不够，而且这笔补助只提供五年”，所以碧松本人就是“靠了张莲菩提③[13]。和法尊法师等人的资助”，“才有能力继续在西藏学经，直到考到格西”④ [12][13][14]。1940年1月，吴忠信抵达拉萨后，曾接见在藏汉僧19人，包括碧松等4名蒙藏委员会官费资助学僧及15名自费学僧⑤ [8]。这l5名自费学僧中包括了后来成为“台湾藏学之父”的欧阳无畏。他“获聘国立大学驻藏研究员，缘此学法生活得以支持”[15]。这说明，除蒙藏委员会官费外，当时还有国立中央大学等机构资助汉僧人藏学法。

　　(二)汉僧在藏学经逐步遵循藏传佛教学经程序。前期入藏的汉僧，如能海法师、法尊法师(1931-1933年及1936年在拉萨)、朗禅法师(1931—1933年在拉萨)等原“留藏求法团”成员在藏学经，主要以听受上师讲授佛法典籍，接受密法灌顶为主，而后期人藏学经的欧阳无畏(1934—1941年哲蚌寺学经，历15学级，完成五部大论，获得格西候考资格) [12]、密悟(1935-1946年哲蚌寺学经，获拉然巴格西学位)⑥、永灯(1943一l954年色拉寺学经)⑦等则长期驻留拉萨，多则十数年，除学习显密教法外，还参与辩经、格西考试等学经程序，更有密悟等汉僧考取藏传佛教显宗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

　　(三)抵达西藏前，多数汉僧曾在康区学习，为赴拉萨学经做准备。但前期入藏的汉僧多是由于康藏纠纷，不得已而滞留康区;而后期人藏学经者，则是主动拜访康区高僧，以便为人藏学经做准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康藏局势及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变化。如1926年“留藏求法团”在大勇法师带领下抵达康区，因康藏纠纷未解，西藏方面疑心大勇法师怀有其他目的，拒绝该求法团入藏，导致成员滞留甘孜、康定等地，大勇法师则于1929年抱憾逝于甘孜。求法团部分成员，如法尊法师、能海法师等人滞留康区期间，于当地拜师学经，接触、融人地方社会文化网络，为人藏做准备，最终得以入藏学法。也有部分成员在康区滞留一段时间后，中途折返，未能到达西藏。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第三次康藏纠纷结束后，康藏关系日趋平稳，道路基本恢复通畅。而且碍于英人把持由印入藏道路，不予发放签证，阻碍内地人士经印赴藏等原因，部分到西藏学法的僧人还是选择由康人藏，并在康区拜师学经。此时，汉僧已不再是滞留康区，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到拉萨学经，提前做好语言文字、佛经戒律及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准备①。

　　(四)部分汉僧在藏期间，或从事教育工作，或收集资料反映西藏情况、提供治藏建议，参与国民政府的西藏工作。1946年国立拉萨小学的教职人员中就有入藏学法的汉僧，如校长邢肃芝(碧松)、教师甘文峰(寂禅)等。也有汉僧就职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如密慧(1943年8月起任驻藏办事处办事员，协办出纳、会计事务)、大刚(“留藏学法团”成员，1940年8月抵达拉萨，1943年3月起担任驻藏办事处咨议)等。正如学者所言，国民政府不仅“有意识地加强支持、扶植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并越来越赋予它政治化的含义和内容”[16] 。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人藏汉僧为中央政府收集、提供西藏情报资料等方面。如邢肃芝于1945年7月以蒙藏委员会专员名义二次人藏，在藏期间他向国民政府军务局提交机密报告《碧松和尚呈一年来西藏政局概况》，涉及西藏内部政治局势、国民党特工人员的工作状况，并建言国民政府应设法补救日渐衰退的贸易以挽回西藏民心等[17] ;汉僧满月于1948年从日喀则致函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所见所闻爰成报告数篇，今寄尊前，祈转寄会中藏事处处长。”“因生入藏时，曾暗约过，无论动静，均当写以报上”[1]。也有汉僧感时忧国，以沟通汉藏为己任，思考治藏良策，如法尊法师在《西藏与西藏佛教》中专门提出“治理西藏的意见”六条;欧阳无畏据他1937年7月一1938年1月藏尼之旅、1938年7月一8月达旺之行的实际调查，写成《藏尼游记》和《达旺调查记》，也为国民政府处理藏事提供资料及政策建议。

　　结语

　　总的说来，民国时期，由于英国等西方势力的干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困难，部分西藏上层人士疏离外向，西藏与内地间存在隔膜。但是，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汉藏民众之间的交流与了解，拓展了内地与西藏民间联系的基础，对汉藏民族的感情维系和团结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以法尊法师、能海法师为代表的入藏汉僧返回内地后，直接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传播，有利于增进内地民众对藏民族信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了解。以康萨仁波切为代表的西藏高僧②宽容接纳来自内地的学经汉僧，为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内地与西藏民众间这样持续不断的交流交往，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