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本肇始于经典翻译领域，与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的研究方法交流互鉴，成为文献研究的重要方法。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中，合本对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东晋般若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般若学义理研究重要路径
一般认为，典型的合本主要是将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译本集合起来进行对照比较的研究方法，主要针对同本异译的情况，或是全本的数种异译，或是残缺流散的部分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典型的合本包括：《合首楞严经》《合微密持经》《合维摩诘经》《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广义的合本还有另外一种应用，即将经义相近的不同部经典进行对照比较，如《大小品对比要抄》《合放光光赞略解》等。
合本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支谦。支谦亦名越，号恭明，月支人，其父于后汉灵帝时期归籍汉朝，生于汉。据《出三藏记集》记载，支恭明作“合《微密持》《陀邻尼》《总持》三本(上本是《陀邻尼》，下子是《总持》《微密持》)”，将所译《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邻尼经》《无端底总持经》)进行对勘研究。
东晋时期较为系统地开展合本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为支愍度。他在《合维摩诘经序》中阐述了：合本的前提(同本、人殊、出异);合本的情形(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诂，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合本的必要性(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合本的做法(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合本的效用(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则易知矣。若能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等内容。
东晋时期，著名义学僧人支遁、道安对般若类经典大品与小品(《大小品对比要抄》)、大品不同版本(《合放光光赞略解》)的对比互证，使合本的应用得以推广和拓展，达到了历史高度。合本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突破了翻译学、训诂学的范畴，进而成为佛教义理研究的重要路径。
为东晋般若学异彩纷呈助力
东晋般若学的发展形成了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不同学说，彼时中国佛教学者对般若学的理解和把握呈现出自由发挥且具有时代烙印的思想特点。在经典数量有限、译本残散各异的客观条件下，合本为东晋般若学的异彩纷呈提供了可能，心无义的代表人物支愍度、即色义的代表人物支遁和本无义的代表人物道安都是合本的研究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支愍度的合本研究，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包括：《合维摩诘经》五卷(合支谦、竺法护、竺叔兰所出《维摩》三本为一部);《合首楞严经》八卷(合支讖、支谦、竺法护、竺叔兰所出《首楞严》四本为一部，或为五卷);右二部，凡十三卷。晋惠帝时，沙门支愍度所集。其《合首楞严》，传云亦愍度所集，既阙注目，未详信否。
上述两部合本早已不存，现仅存《合维摩诘经序》和《合首楞严经序》，内容较为简略。虽然难以具体考察支愍度的合本研究与心无义的关联，但《维摩诘经》中“心净则佛土净”等观点，对支愍度创立“心无义”不无影响。
《大小品对比要抄序》是支遁现存的主要作品，由经序可知支遁对大品和小品般若经进行了比较研究。作为出入东晋名士圈的僧人，支遁的言行风度与名士无异，研究玄佛的思想方法也有着共通性，以玄学的言说方式传播佛法义理是支遁的方便法门。言意之辩是深入人心的玄学命题，筌鱼之譬是支遁熟稔于心并惯爱使用的比喻，“得意忘言”的原则体现在支遁的合本研究中：尽管看到了大品与小品的显著差异，但仍然主张大小品是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传达着一致的思想内容。
支遁的《大小品对比要抄序》通篇虽然没有出现“即色”一词，却体现了他的即色游玄思想。根据支遁的理解，般若与名教的关系，正如空性与色相的关系，二者体性一致，但不相等同：色相假有性空，但色相并不等同于空性。支遁的即色游玄，是通过色相之假有来认识万法之空性：之所以能以“有”识“空”，在于色与空体性的一致;但如果不是从根本体性的层面认识色，则不能得到上述一致性，因此，不能认为色即为空。
为探求般若学的要义，道安进行了《放光》与《道行》互证的合本研究，由《放光》来阐释《道行》。在此过程中，道安的本无思想已然有清晰的表述，即“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
“真如”与“法性”，均指性空之本体;“据真如，游法性”，体现了本无义的核心思想：一方面，将般若学的性空理解为本体之无;另一方面，并非从有无关系角度理解空，而是就本体、体性说空，直言空而不论有。
道安还进行了《放光》和《光赞》之间的合本研究。此次合本以《放光》为母本，《光赞》为子本。通过合本研究，道安认为两个本子各有优劣：《放光》和《光赞》在翻译文风上，前者偏文，后者偏质;前者更通俗易懂，后者更忠实原文。通过对《放光》和《光赞》的合本研究，道安对般若学有了更深的体悟：一方面，将性空之本体具体分析为如、法身和真际，以如为首，以法身为宗，以真际为体(无为无不为);另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握空性，认为世俗五阴诸法与无为无相真慧，可道与常道，二者不可或缺。虽然从语言名相上看，道安仍然使用着与“道可道，非常道”等充满着玄学意味的表述，但就思想实质而言，从真俗二谛把握空性，已然切近佛法本义。
在对《放光》和《光赞》有了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因得胡语大品般若经一部，道安又对三者进行了一次合本研究，据《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称：“与《放光》、《光赞》同者，无所更出也。其二经译人所漏者，随其失处，称而正焉。其义异不知孰是者，辄并而两存之，往往为训其下，凡四卷。其一纸二纸异者，出别为一卷，合五卷也。”通过此次合本，道安对以往译本“每至滞句，首尾隐没”、“唯惧失实”之感得以释然。
综上所述，合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献研究方法，对般若学的发展，特别是“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本无义、即色义、心无义三家有着重要的助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