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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观建构加快佛教本土化进程

时间:2018-10-08 10: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纪雪娟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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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面对挑战,唐代僧人法琳、宗密、神清等强调佛教治世修心、劝善规过的主张和功能,与儒学忠孝观念殊途同归,并初步阐发佛教孝道观念。

忠孝观建构加快佛教本土化进程
【图语:佛教本土化进程】

  两汉之际,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在与儒、道等中国本土思想的碰撞中,逐渐开启了本土化进程。隋唐时期,佛道二教昌炽,韩愈、李翱等儒者举起“卫道”大旗,攻击佛教不敬王者、不事君亲,“不忠不孝”。面对挑战,唐代僧人法琳、宗密、神清等强调佛教治世修心、劝善规过的主张和功能,与儒学忠孝观念殊途同归,并初步阐发佛教孝道观念。在此基础上,宋代僧人全面系统地完善了佛教的忠孝观,进一步推动了佛教中国本土化和世俗化进程。

  笃孝修戒:孝亲与持戒渗透融合

  北宋前期,僧人契嵩仿照《孝经》体例,作《孝论》十二章,“拟儒《孝经》,发明佛意”。契嵩将“孝”与“戒”的关系演绎为“孝为戒先”,提出“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调和了儒家伦理与佛教戒律之间的矛盾。他强调“孝”是戒律的依据,持戒修行是践行孝道的方法,即“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圣人之正胜法也”。

  契嵩以佛教“五戒十善”比附儒学“五常”,认为儒家以仁义礼乐治人,佛教以心性道德修心,“孝”虽然是儒家伦理观念,佛学亦讲孝亲,持戒修行与伦理道德并不冲突,且修行佛法可以更好地发明广大孝的理念,是为“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就僧人如何践行孝道,契嵩提出“养报—德报—道报”三个进阶层面。“养报”为侍奉父母,诚心尽孝;“德报”为助父母依顺佛教,了解大慈大善之德;“道报”为导父母参透真谛,超脱生死轮回。

  在疏解儒释理论矛盾的同时,契嵩也将儒学思想和礼仪规范导入佛教仪式。契嵩比拟儒家丧亲守孝思想,提出佛徒应为父母遵循丧制,“心丧三年”。契嵩还强调为祖师守孝,“居师之丧,必如丧其父母”。尽管在佛教原始教义中,宗教性的法缘宗法关系可被理解为父子关系,印度佛教僧团中便有“和尚看弟子,当如儿意看。弟子看和尚,当如父意看”的说法,但其中并无“孝”的观念。宋代以降,《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嘉泰普灯录》等谱录体著作不断丰富完善,使佛教宗派内部传法世系形成一张紧密错综的关系网,师徒之间成为可与世俗血亲相比拟的法缘关系。契嵩将行孝的范围扩大至对祖师的尊敬与守丧,既暗合了佛教教义中的法缘关系,又巧妙避开了对僧人违背社会伦理的批评。

  北宋末年,祖师荼毗葬法进一步走向仪轨化,葬仪过程中比拟儒家传统增加了“孝子”“孝人”等观念,并以清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至南宋,清规中又增加了祖师忌辰等规定。《入众须知》首次提到“祖忌念诵”,即十月初五达摩忌,安排香花供养,念诵讽经或出班烧香。此外,另为开山祖师念诵酬经。《丛林校定清规总要》“当代住持涅槃”条目中,记载了葬仪中吊慰孝子、分俵孝衣、法事次第、衣盂估唱等内容。

  至南宋,僧人诗文奖忠说孝,援儒入佛倾向更为明显。有些僧人更是亲力亲为地践行世俗孝道,保持与血亲的直接联系,身体力行地照拂父母。如僧道璨,与世俗血亲往来甚密,在书信中直以父母兄弟相称,并屡次提及“道璨不肖,漫游四方,未能忘母”的愧疚之情。

  称臣拜君:理顺神权与王权关系

  “以孝至忠”是儒家治国理念的重要概念,宋僧调和了“持戒”与“孝亲”之间的矛盾,对于“忠国”也提出了疏通方法,从而确立了沙门对世俗王权的臣属关系。

  宋太祖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问当拜与否,僧赞宁以“见在佛”喻宋太祖,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宋太祖遂以为定制。至此佛、儒二教关于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的持久争论尘埃落定。尽管此后仍不乏统治者崇佛佞佛现象,但神权与王权之争已不再被视为政治问题,对于佛教“不拜王者”的批评也渐渐平息。沙门与王权的臣属关系,在僧人自称以及寺院日常开堂仪式中也有体现。僧人上疏皇帝的劄子中,自称为“臣”;除圣节外,僧人开堂前需为君主祝圣,《禅苑清规》《入众须知》中录有为皇帝祝圣祈福的内容。《丛林校定清规总要》“新主持入院”条目载,敕差住持上任时,需手捧敕书,于佛殿前感谢圣恩,念诵“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僧某,恭奉圣旨,住持某寺。臣僧某,上感圣恩,下情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

  既已对君主称臣,佛教僧众便有护国之任,加之宋僧在修学方面具有优厚的环境条件,使得他们可以借助自己掌握的知识,参与策论。契嵩在《论原》中讨论了“教化”“刑法”“问兵”“王霸”“君子小人”等议题。契嵩提出,欲达成“大政”“至政”,首要做到“至诚”“至义”,凡事合乎“中正”。至于如何行“中正”,首先要做到赏罚分明,其次在于推行“教化”。官府应做到修礼仪以正己,方能推行于人民,实现制度与教化的通容。作为僧人,契嵩对“刑法”与“用兵”之事的讨论为前代所未有。契嵩认为,政教为治国之根本,刑法只是末端辅助,君主治国需“重其本而不重其末”。对于军事,契嵩认为兵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固然不可不用,但需“发于仁而主于义”,发兵的目的在于维持仁义,君子仍需“尚德”。王霸之争是北宋君臣不断讨论的议题,契嵩《问霸》一文认为,君王应以诚信立世,以德行统国,不彰显权势,不怀功自傲;在谈论何谓“仁孝”时,契嵩认为,“圣人爱子以义谓之仁,事父以礼谓之孝”,天下应效法舜为子、文王为父之行。契嵩的上述主张,其出发点早已不是超脱六道的佛教,而完全进入儒学的传统语境,就其内容来看,与北宋儒者所主张的“回向三代”“仁义之治”“贵王贱霸”等观点亦完全契合。

  随着南宋政权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僧人的忠君爱国思想亦愈加炽烈。释宗杲自比“忠义士大夫”,称自己“虽学佛”,“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释文珦在《事君尽忠行》中留下了“为子当尽孝,事君当尽忠。凡人不知此,斯与犬豕同”的诗句。

  儒佛相混催生三教合流

  宋僧不断改造与中土文化相龃龉的修行仪轨,“孝子”“孝人”等观念的出现,为君主祝圣祈福活动的日常化,使其逐渐脱离印度佛教的历史语境,逐步完成中国化、世俗化的改造,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人陈澧有言:“自唐以后,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大约自唐以后,儒者自疑其学之粗浅而骛于精微,佛者自知其学之偏驳而依于纯正。譬之西方之人向东行,东方之人向西行,势必相遇于途。”宋代僧人的“援儒入佛”,并不是生硬的理论嫁接或知识拼凑,而是通过一系列理论绾合和概念建构,将儒学之精神内核——世俗伦理,融于佛法的普遍观照之下。如前所述,契嵩所发明的“养报—德报—道报”的孝亲模式,将以世俗之“养”为内涵的儒家之“孝”并入以超越世俗为终极目的的佛教之“孝”,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佛教思想对儒家“孝”概念的重新诠释。与此同时,尽管此“孝”已非彼“孝”,但作为本土概念,“孝”本身的世俗色彩,亦无法被真正彻底荡涤,而成为佛教必须面对和包容的一部分。

  对世俗伦理的包容和世俗权威的让渡,使得佛教在宋代以后再没有遭遇大规模“火书庐居”的“灭佛”打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后儒佛二家在“形而上”层面的较量则日益激烈。僧人不断发微儒家的道德观与仁义理论,而儒者借用佛教的斗争武器和理论装置,终在朱熹理学体系大成之后,夺回对形而上世界的解释权。只不过此时的儒学已非汉唐儒学,而成为浸润了佛道思想、三教融摄的新儒学,佛教也成为真正定着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忠孝观建构加快佛教本土化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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