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对中国佛教文化来说，江南堪称发祥地。梁启超认为，“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此外，江南地区诞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南禅、华严宗等。因此，从佛教的发展史看，江南佛教地位显赫。而江南佛教的形成，与江南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文化以及学术等因素有关。
地理环境特殊
在佛教徒眼中，江南是美和诗意的象征。例如，慧远认为自然山水是真如、法性、本无、性空本体的体现者，是美的化身。正因如此，他选中庐山胜景建东林寺，“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再如，晋代僧人于法兰，“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嶀嵊，居于石城山足”。可以说，正是江南秀美的自然山水，为佛教徒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和研修佛学之地。
再者，远古的江南，特别是吴越地区，沼泽密布，风雨多，水患多，虫蛇出没频繁，吴越先民对不能克服、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怀有恐惧和神秘的情绪，于文化上就形成了敬事鬼神的风俗。关于这一点，历史典籍多有记载，如“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绝，是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应劭《风俗通义》)“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其俗信鬼神，好淫祀。”(《隋书·地理志下》)“吴越之境，其人好剑，轻死易生。火耕水耨，人食鱼稻，无千金之家。好巫鬼，重淫祀。”(李昉《太平御览》)这种敬事鬼神的风俗易生成宗教心理，为佛教文化的传入提供了极好的土壤。
政治环境相对稳定
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原，只在北方大地缓慢传播发展。但到了东汉末年，北方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仍，而江南区域则相对安定。因此，为避战乱，大批佛教信徒和僧人也随着北方移民移居江南。据《高僧传》卷一《汉洛阳安清传》记载：“安清，字世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又据《出三藏记集》卷七所载支憨度《合首楞严经记》记载：(支谦)“以汉末沸乱，南渡奔吴。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凡数十卷，自有别传记录。”除了北方僧人，江南的稳定、富足和秀丽，同样吸引了其他地方的僧侣。几乎与支谦同时，康僧会也从交趾到建业设像行道。各地僧侣到了江南之后，积极投身到译经和传教活动之中。支谦翻译了大量经卷，如《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瑞应本起经》《微密持经》等约30部，其译“辞旨文雅，曲得圣义”，得以“遍行于世”。支谦“主明本，故重智慧(般若)”，既对江南佛教重视义理的特征影响深远，也对江南佛教诸宗的形成影响深刻。诚如梁启超所言：“江南佛教教理的开展，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康僧会到吴地后，译有《六度集经》《吴品》等，他的译作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并掺杂入“天人感应”思想，这对佛教在江南的传播以及佛教本土化贡献卓著。此外，康僧会重禅法，对江南禅学的形成影响深远。总之，各地僧侣至江南，通过翻译佛教经卷和传播教义，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江南区域的兴盛。至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因为江南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富庶，“宗教文化也随之倾斜，江南成了佛教最兴盛的地区”。
除了政治稳定，江南历朝历代的帝室，多对佛教持支持的态度。三国东吴时期，孙权对到江南传教的支谦“甚加宠秩”，后又为康僧会建塔，号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南朝梁武帝十分崇佛，甚至舍身同泰寺为奴，以证信佛之坚。江南吴越王钱俶更是“尝慕阿育王造塔之事迹，以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宝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广颁施之。”统治者的力捧，无疑是江南佛教得以盛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上轻礼重乐
与中原文化相比，江南文化“轻礼重乐”，少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征。江南区域的人们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这是江南佛教得以传入和兴起的重要条件。佛教与儒家，一为出世的思想体系，一为入世的思想体系。故佛教初传入中国时，与儒家发生种种矛盾，受到儒家士大夫的抵制，传播范围并不广。但是，佛教传播到江南，情况就不相同了。清代学者钱大昕指出，“后汉明帝时佛法始入中国，然中国人无习之者。晋南渡后，释氏始盛”。这里固然有佛教中国化的原因，但江南文化特征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江南区域远离中原，儒家思想的束缚影响较小，思想相对开放自由，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即便彼时江南区域道教盛行，地方神崇拜蔚然成风，但人们并没有拒绝佛教文化的进入，相反，他们以宽容的方式接受佛教。例如，三国时期东吴的尚书令阚泽对佛教就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儒道受制于天，佛教却“天法奉行，不敢违佛”。再如，江南区域的人们对佛教徒礼敬有加。据《高僧传》卷六等记载，东晋的谢安任职吴兴太守时，十分敬重竺法旷。法旷隐居山中，谢安“故往展敬。而山栖幽阻，车不通辙，于是解驾山椒，陵峰步往”。
除了开放性特征，江南文化还具有柔性和诗性的审美特征。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案以及良渚遗址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另外，在“杏花春雨”的熏染下，江南文化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审美气质。简言之，清新柔婉、超越实用功利、追求精神个性自觉，是江南文化诗性审美精神的内核。江南文化与佛教发生碰撞与糅合，产生了“更自然化、更艺术化和更人间化”的江南佛教。因此，江南佛教(尤其江南禅宗)呈现出的人间化审美倾向，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玄学使佛学本土化
江南学术为江南佛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学理支撑。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代经学走向衰落，魏晋玄学应运而生。到了“永嘉之乱”时期，晋室南渡，玄谈之风也随之移至江南。江南大地玄学盛行，这极大推动了佛学的兴盛。一是学理与思辨的影响。玄学采用了哲学思辨的方式，探究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的关系。因此，玄学有思辨色彩。佛教般若学和玄学颇为相似。般若，意译为“智慧”，即认识佛教真理的智慧。佛教僧侣和居士用“格义”的方法，消除了玄学和佛学的隔阂，使之中国化。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主要有“本无”“即色”“心无”三个主要派别，明显受到魏晋玄学中的“贵无”论和“独化”论的影响。二是佛学的玄学化。佛学在中国化过程中，与魏晋玄学渐渐合流。僧侣们注释《般若学》，多散发着玄学之味。例如，慧远用大量的玄学概念解释“念佛三昧”：“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悟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慧远解释的是佛教思想，但字里行间却有着老庄清谈玄想的思想痕迹。玄学的不同思想倾向都能在般若学中得到回应，后者渐渐地成为江南佛学之显学。在玄学影响下，江南佛学，既多清淡之风，又多哲学思辨特征。
除了魏晋玄学，明代浙江余姚人王阳明的心学对江南佛教亦颇有影响。王阳明心学，一方面受佛学的“心说”影响，强调心之能动作用，甚至一度被称作“阳明禅”;另一方面，王阳明心学强调人性的解放，主张解除对人心的外在束缚，反过来影响江南禅宗中的人性自由思想。学者何俊认为：“王阳明心学的崛起，促使了明中叶以后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对佛教的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刺激，明中叶以后的禅风日盛，即其显例。”此言切中肯綮。
一言以蔽之，江南佛教在江南地理环境、政治环境、文化以及学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不重实践、重哲思、多诗性审美的特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佛学与‘两浙’现代作家研究” (15BZW16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