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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门公案中的帝王形象

时间:2019-08-07 10: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侯本塔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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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就与皇室结下不解之缘。

  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就与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历代崇信佛教的帝王甚多,其中不乏与禅门高僧之间的往来问答。这些问答之语被记录下来,并收入公案集、颂古集,成为后世参学法门。值得注意的是,因时代先后的不同,这些帝王在禅门公案中也呈现出不同形象。

  “不明佛法”的帝王:梁武帝、唐肃宗

  梁武帝萧衍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是整个南北朝时期在位最久的帝王。在对梁武帝的评价中,佞佛是最为人诟病的特点之一。他不仅大肆营造寺院,扶持寺院经济,还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令公卿花费亿万钱财奉赎,并受持菩萨戒成为“皇帝菩萨”。但不可否认的是,梁武帝对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他除了自己精研佛教义理,严守佛教戒律外,还以身作则提倡素食,并创立《梁皇宝忏》,撰写《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为佛教中国化助益良多。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佛学修养极为精深的帝王,然而在禅门公案的记载中,他总是一副请益佛法但始终不领深旨的形象。首先来看“傅大士讲经”公案:梁武帝请讲《金刚经》。士才升座,以尺挥单击,便下座。帝愕然。志公曰:“陛下会么?”帝曰:“不会。”志公曰:“大士讲经竟。”(《善慧大士语录》卷四)

  《金刚经》是般若空宗的经典,它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来扫除对外在形相的执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来破除对内在心性的执着,从而揭示出缘起性空、实相无相的道理。在禅师的眼中,《金刚经》更具有破除一切名相执着从而显露自性的作用。由此而言,傅大士上堂讲《金刚经》却只是挥尺一下便下座的做法,就是要暗示梁武帝自性不可言说的禅门理念。梁武帝的“愕然”显然并未领悟这层含义,即便是在志公和尚的提醒下,依然没有“大事了毕”。

  再看更为著名的“达摩廓然无圣”公案:尔时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以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武帝问:“如何是实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达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北入于魏邦。(《祖堂集》卷二)

  在这里,梁武帝连续五次发问,却始终未能应机。梁武帝前二问所谓“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对朕者谁”,显然是执着于一切“实有”,与大乘缘起性空思想相违背,故而达摩以“无”答“有”,说道“无圣”“不识”。因为在禅门理念看来,所谓“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是超越凡圣分别、超越你我分别的。在这则公案中,梁武帝不仅表现为执着于功德大小、圣谛实有的好大喜功形象,在达摩言下未能了悟更是“变容不言”,展现出习气深重、我执缠身的面貌。临济宗白云守端称“大士何曾会讲经,志公方便且相成。一挥案上俱无取,直得梁王努眼睛”,显然是将其视为愚钝不悟之人。

  事实上,标榜“教外别传”的禅宗兴起后,为了更好地传达自家“以心传心”的理念,势必需要借助一些为人所熟知的形象加以建构。这种情况下,梁武帝以其帝王身份和对教义的深研,出现在禅师们的视野之中,成为合适人选。同样崇信佛教,甚至接受不空法师灌顶的唐肃宗,在与慧忠国师等人的相关公案中,大抵也是这种形象,兹不赘述。

  “默契真宗”的帝王:唐宪宗、唐文宗

  历史发展到唐代中后期,禅宗逐步进入主流视野,当务之急不再是对禅门地位的建构与提升,而是如何更好地向信众传授禅学理念。这一时期,皇帝与僧人间的辩论同样值得关注。首先来看“鹅湖论议”公案:唐宪宗尝诏入内,于麟德殿论议。有一法师问:“如何是四谛?”师云:“圣上一帝,三帝何在?”又问:“欲界无禅,禅居色界,此土凭何而立禅?”师云:“法师只知欲界无禅,不知禅界无欲。”法师云:“如何是禅?”师以手点空,法师无对。帝云:“法师讲无穷经论,只遮一点,尚不奈何。”……师又举顺宗问尸利禅师:“大地众生如何得见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犹如水中月,可见不可取。”因谓帝曰:“佛性非见必见,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问:“何者是佛性?”师对曰:“不离陛下所问。”帝默契真宗,益加钦重。(《景德传灯录》卷七)

  唐宪宗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最为人瞩目的便是元和十四年(819)的奉迎佛骨舍利,此事由于韩愈撰《谏迎佛骨表》并险些丧命,最终被贬潮州的经历而备受关注,唐宪宗也常因此被视为皇帝佞佛的反面典型。这则公案中的大义禅师是南岳系马祖道一的弟子,他先是驳斥了义学法师对“四谛法”“四禅天”等教义的执着,接着借用尸利禅师之语,指出佛性可见不可取的特质。最后对宪宗之问的回答,所谓“不离陛下所问”就是说“只此问者便是”,实际上是对马祖道一将“本性”与“性之作用”视为一体的“即心即佛”思想的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宪宗不仅以问话者的身份参与到公案之中并最终“默契真宗”,还站在鹅湖大义禅师的立场上,指出义学法师通读经论无数却“只遮一点,尚不奈何”,言语之间不乏批评意味。临济宗天目文礼禅师的颂古称“说理谈真面紫宸,鹅湖大义枉劳神。由来佛性难名邈,争似君王默契亲”,也表现出对唐宪宗默契玄旨的赞许。

  再来看唐文宗与惟政禅师的“蛤蜊说法”公案: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时递进,人亦劳止。一日,御馔中有擘不张者,帝以其异,即焚香祷之。俄变为菩萨形,梵相具足,即贮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锦,赐兴善寺,令众僧瞻礼。因问群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禅师,深明佛法,博闻强识。”帝即令召至,问其事。师曰:“臣闻物无虚应,此乃启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经云:‘应以此身得度者,即现此身,而为说法。’”帝曰:“菩萨身已现,且未闻说法。”师曰:“陛下睹此为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师曰:“陛下已闻说法了。”时皇情悦豫,得未曾有……(《景德传灯录》卷四)

  唐文宗终其一生致力于控制僧尼数量,不仅要求僧众参加考试,还颁发《条流僧尼敕》来肃整佛教,被认为是唐武宗灭佛的前奏。然而,在这则公案中,唐文宗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排斥佛教的迹象。所谓佛法,只是通向本心自性的手段和途径,如果内心对自性具有强烈的信心,也就无须执着于菩萨到底讲了什么,这就是佛门“以手指月,见月忘指”的义理所在。惟政禅师用这个道理来回答文宗所问,令其当下“皇情悦豫”。临济宗西岩了慧的颂古称“螺蛳蚌蛤类,大唐天子心。嗜好即深信,南无观世音”,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可以看出,对禅门公案而言,历史上的帝王无论是信佛还是排佛、佛学修为是高还是低都并非那么重要,他们在公案中的形象更多地取决于禅门说法的需要。

  “佛陀示现”的帝王:

  后唐庄宗、宋太宗

  自五代以至宋初,禅门公案中帝王的地位屡见提升。他们不仅与禅门高僧之间纵横论辩,还展现出勘验僧俗、见解超人的得道高僧形象,甚至一度被赋予“当代佛陀”的称谓。

  首先来看后唐庄宗李存勖与临济宗兴化存奖禅师的“光帝幞头”公案:同光帝谓兴化曰:“寡人收得中原一宝,只是无人酬价。”化云:“借陛下宝看?”帝以两手引幞头脚,化云:“君王之宝谁敢酬价?”(《从容录卷六)李存勖所谓“中原一宝”含义十分丰富,一者他打败后梁,收取河南、山东等地并定都洛阳,可称收得中原一宝;二者他手引纱罗帽示人,是以摩尼宝冠和髻中珠相喻。而兴化存奖将其视为自性的隐喻,故而有谁敢酬价之语。在这里,李存勖对佛门理念的理解和运用恰到好处,万松行秀称“古今天子对辩,未有如庄宗善用时机,佛事人情一时周足”。

  值得注意的还有宋太祖和宋太宗,“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欧阳修认为,赞宁以“当代佛陀”称呼宋太祖的行为近乎“俳优”之举。然而,这种做法并非孤例,《嘉泰普灯录》载:上(太宗)曰:“甚处相见来。”奏云:“灵山一别,直至如今。”上曰:“卿以何为验?”僧无对。明觉代对:“贫道得得而来。”所谓“灵山一别,直至如今”,固然有着禅门呵佛骂祖的意味在内,同时也可以从禅宗直下承担、随处作主的精神得到合理解释,但显然无法排除将宋太宗视为佛陀转世的嫌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帝王公案中,无论参与对答的皇帝有没有获得领悟,都始终处于被勘验者的“宾”位,但这则公案中的宋太宗却是站在“主”位去勘验站在“宾”位的僧人。若以曹洞宗的“五位君臣”来看,此前公案中的皇帝其实是处于“臣”位,直到此处,作为皇帝的宋太宗才真正站在了“君”位。另外,作为勘验者的宋太宗不仅一次次地与僧俗进行论辩,甚至展现出禅门耆旧的形象:太宗问僧:“近离甚处?”曰:“卧云庵。”帝曰:“卧云深处不朝天,因甚到此?”僧无对。在这则对答中,宋太宗所谓“近离甚处”实际上是针对自性的提问,与“沩山老牸牛”公案大体相类。无形无相的自性自然是不来不去的,僧人对此不能应机。

  从“不明佛法”的梁武帝、唐肃宗到“默契玄旨”的唐宪宗、唐文宗,再到“当代佛陀”宋太祖、宋太宗,禅门公案中帝王形象的地位一直在不断提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在佛教中国化的前期,佛禅理念与梁武帝为代表的教派义理以及皇权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故而他在禅门公案中的形象大都是禅学思想改造的对象。唐代中后期,佛教禅宗与中土文化进一步融合,二者在理念上的共鸣越来越多,从而出现了“默契真宗”的帝王形象。五代以至宋初,儒释道三教合一已经逐步成为社会现实,并得到士林及禅林的广泛认同,宋朝皇帝对佛教也大都采取扶持与控制相结合的手段。这种情况下,禅宗势必依附于皇权的庇佑之下才能更好地发展,于是“当代佛陀”式的帝王形象应运而生。禅门公案中的帝王形象

  (本文系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临济宗与宋代诗歌”(WHW2018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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