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能够弥补国家外交的不足;同时，佛教的现状也能影响国家外交。赵朴初正是从悲智双运的佛教原则与内外互动的政治原则出发，从事与探讨中国佛教的国际友好交流。
赵朴初居士(以下尊称“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一生致力于中外友好交流活动。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他对中国佛教历史传统与现实功能的独特理解，对展开中国佛教国际交流充满智慧的洞见与殊胜的方便。1955年他提出“应机普摄”“方便善巧”“和平”等重要观念。这些观念浸透着他的一生，是他从事国际友好交流的智慧原则，应该得到重视、继续与弘扬。
高僧大德曾梯山航海往来于“丝路”
1956年10月，赵朴老为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作《中国的佛教》，详细介绍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历史，藏语系、巴利语系佛教的情况，总结中国佛教的现状和成就，说明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机构组织、工作重点，表达中国佛教希望加强与世界各国佛教交流、学习、合作的愿望。赵朴老在《中国的佛教》一文中，总结佛教在中国有三方面的成就：宗派的兴起，文化艺术上的影响，国际友谊的建立;强调中国佛教对佛教事业、人类的文化事业、友好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呼吁亚洲各国佛教继承先辈们的历史业绩，重新显现它的光辉，并且继续发挥新的积极作用。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国际友谊的建立，如中国和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锡兰、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朝鲜、日本诸国的悠久深厚的友谊，都不能不联系到我们这些国家的佛教关系史。同时，赵朴老强调：“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友谊建设工作。通过佛教徒的往来，中国不仅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同时也尽了输出文化的责任。”如日本之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曾在其间起到主要的媒介作用。而公元9世纪唐武宗灭佛以后，中国丧失了许多佛教书籍，在随后一千余年中陆续从日本取回;近代日本佛教学者对于佛学的研究著作，也给与了我们很多的益处和便利。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12月5日，赵朴老在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周年》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中国佛教走向的问题：“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中国佛教已有近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即是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即是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
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与前面“国际友谊的建立”是一致的。在历史上，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高僧大德，曾梯山航海，往来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传播友谊的种子，交流中外文化。我国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大师们的西行和东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注重国际友好交流，这是佛教服务于国家大局的最好途径。因此，赵朴老强调：
总之，我以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从1956年至1983年，赵朴老一直将国际友好交流作为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他以深邃的智慧、宽广的视野，深刻地洞见了佛教的社会功能与独特优势。
佛教国际友好交流中的体相用
佛教在其传播与弘扬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明交流途径。赵朴老强调，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本质是信仰的追寻与佛法真理的传播。他评价玄奘法师是“舍身求法的精神”“学术研究”“对国际文化交流的努力”三大传统的集中表现者和发扬光大者，他说：
佛教的传播在中国和亚洲各国，特别是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史上所曾经起的重大作用，是大家所知道的。不挟带任何私意和成见，纯粹地为着对真理的虔诚和对各种族人民的平等爱护，佛教徒不仅翻译了几千卷的经论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为中国和印度及其他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共同遗产，而且热心地相互传播了各自民族的劳动与智慧的花果──天文、医药、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文学、印刷等等，从而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佛教徒辛勤努力所成就的这许多不可磨灭的历史业绩，在今天国际友好合作日益加强的“潘查希拉”时代，重新显现了它的光辉，并且继续起着新的积极作用。
他强调，玄奘法师的西行求法是“由于伟大的动机而作的伟大的旅行，由于艰苦的奋斗而获得的广博精深的学问，由于卓越的才能和忠诚的态度而成办的不朽的翻译事业”，批判“玄奘法师的西行是有秘密使命”的说法，赞叹佛教徒对国际文化交流的努力是“不挟带任何私意和成见，纯粹地为着对真理的虔诚和对各种族人民的平等爱护”。因此，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成就是渊源于信仰的虔诚与弘扬佛法的伟大使命。
同时，佛法的传播本身便具有文明交流的普遍价值——应机普摄，这是佛教世界性的深刻体现。美国学者亨廷顿将世界分成几个主要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他指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因此，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佛教是“亚洲之光”，是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共同的重要因素。但是亨廷顿对于佛教文明缺乏历史的真实认识，因此也不会重视佛教对亚洲文明秩序的贡献。但是，他指出，在未来时代，要避免主要文明间战争，须遵守三个原则：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求同原则。所谓求同原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因此，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看，佛教虽然不是核心文明，却为化解“文明冲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源。
赵朴老正是清楚地看到佛教在化解中日、中印之间的冲突，加深中国与缅甸、斯里兰卡、泰国等佛教国家的情感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所以，赵朴老高度重视世界佛教联谊会、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等国际宗教组织的交流作用。1951年，赵朴老代表中国佛教界主动送观音像给日本佛教界，打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大门。随即，日本佛教界发起了护送中国二战时期在日殉难烈士骨灰归回祖国的活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1961年3月，他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前应邀参加泰戈尔诞辰百年纪念大会，当场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某些反华势力突然发动的恶意攻击，赵朴老维护国家尊严的举动，赢得场内一片掌声和各代表团的热烈祝贺，陈毅副总理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962年，赵朴老倡议中日佛教界共同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年，日本佛教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广泛宣传中日友好传统。1980年，他推动和组织了鉴真和尚塑像回中国“探亲”活动，掀起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往来的高潮，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群众基础。1993年，赵朴老提出佛教是中韩日三国友好交流“黄金纽带”的构想，得到韩国和日本佛教界一致认同，轮流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召开了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1995年5月12日，赵朴老在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开幕致词，解释了“黄金纽带”的文明交流意义：
中韩日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在地缘环境上，我们山水比邻;在文化习俗上，我们同溯一源;在宗教信仰上，我们一脉相承。有许许多多的纽带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给它一个形象的名字：“黄金纽带”。这条纽带史自有来。回溯历史，佛教在中韩日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赵朴老指出佛教是中韩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是最重要的媒介，故称为“黄金纽带”。佛教是亚洲许多国家的文明传统，因此加强佛教的国际友好交流，是继承与发扬长期友好合作的文明传统，也是对历史的回应，更是一种文明的展望与开拓。
总之，从赵朴老看来，佛教的国际友好交流中，佛法传播是“体”，文明交流是“用”，国际交流则是“相”。因此，赵朴老强调要“以文化交流的方式弘法”，这是佛教传播史上的又一重要特点。佛经浩繁，义理精深，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故佛教除了进行佛典的翻译、传抄、讲学之外，也充分运用文学、艺术诸形式进行传播。这样，佛教常常成为各有关国家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以至佛教文化成为了这些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核心部分，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
方便善巧，互为借力
正是因为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本质是信仰的追寻与佛法真理的传播，其国际交流皆可视为佛法传播史、佛教文明传承史。佛教作为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世界性宗教，其国际交流对地缘政治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且佛教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能够弥补国家外交的不足;同时，佛教的现状也能影响国家外交。
如赵朴老在195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拥护周总理兼外长的外交报告》，代表佛教徒坚决拥护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外长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支持当时中央政府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台湾统一等问题，即可映证这一点。中国与日本、印度、缅甸、斯里兰卡佛教界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对于解放后新中国外交困境的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也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经常会见各国佛教代表团，如1955年9月30日，前来中国迎请佛牙的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一行十二人到达北京。代表团由缅甸佛教协会副主席、缅甸最高法院院长吴登貌团长和缅甸最高法院法官、缅甸佛教协会秘书长、世界佛教总会副主席吴千吞副团长率领。代表团在机场受到我国政府、北京佛教界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一千多人的热烈欢迎。10月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全体人员。3日，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招待以吴登貌为首的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和以吴温为首的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周总理在宴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远道来访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1956年2月16日，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参观广济寺，并应邀出席了中国佛教协会在寺内举行的素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等出席了宴会。赵朴初副会长代表中国佛教协会把一千四百多年前来中国的柬埔寨高僧曼陀罗和僧伽婆罗译的九部佛经赠送给西哈努克亲王。1956年9月8日，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由印度、锡兰、尼泊尔、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的高僧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到达北京。9月9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欢迎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9月28日，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参加了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10月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
同时，佛教现状亦影响国家的形象和外交。如1972年9月12日，赵朴老致函周总理：
从最近接待斯里兰卡朋友和英美客人谈话中，得知他们听到不少传说或谣言，都很关心我国佛教情况。日本佛教界想必是更加关心的。在促进中日友好运动中，日本大多数佛教徒一直是积极的。解放后，首先主动和我国进行友好接触的是日本佛教界。加以他们对中国佛教历史情况之熟悉，超过其他国家，所以我们似有特别郑重对待之必要。
因此，赵朴老提出应该适当恢复和保护佛教寺院，尤其是与一些日本佛教相关的寺院，如天台山国清寺、南京栖霞寺、山西玄中寺、金陵刻经处。
1977年11月，赵朴老致乌兰夫等中央统战部领导的信函《关于当前佛教情况和对外关系问题的看法》，提出从对外工作的角度来看，宗教今天还应当被看做是一个渠道，以争取和团结广大国际友人，共同参加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因此，从现实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现状，为了初步打破当前工作上的被动局面，以利开展国际交往工作，赵朴老提出要开放几个寺院或佛教场所，如五台山部分寺院、苏州灵岩山寺和南京金陵刻经处、 浙江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杭州净慈寺和如净坟塔等。
佛教的公共外交具有弥补国家外交不足的功能。恢复中国佛学院的契机正是中日佛教外交的推动结果。1978年4月，中国佛协组织“中国佛教协会访日友好代表团”前往日本答访，这是在十年浩劫后中国佛教出国访问的第一次。通过这次访问，中日两国佛教徒的历史友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10月下旬，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出访日本，在圆满完成“中日友好条约”批准文书交换等一系列紧张而又富有成果的国事活动后，于10月28日按计划到日本古都奈良参观访问。“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时，该寺住持森本孝顺长老对他说：‘同鉴真和尚一起访问中国，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邓副总理当即答复说：‘一定邀请鉴真和尚和森本长老去中国。’”正是此次访问，促成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这一举措，不仅使中日佛教友好交流更加深入广泛，还直接促成了扬州大明寺、北京法源寺的恢复。
因外事和会务的需要，作为“鉴真和尚像中国展”在北京的展出场所，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法源寺被修缮一新。当时的参与者描述：
解放以后，这里曾作过‘中国佛学院’。‘文化大革命’中，寺内一片凌乱，为恭迎鉴真大师像“探亲”，1979年11月初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修缮施工，结合陈列佛教文物，对内部进行了精心布置。日本方面对鉴真像“探亲”的筹备工作也十分重视，1979年11月23日，日本“国宝鉴真和尚像中国展”协议团来到法源寺进行了实地观察研究，给预备供奉鉴真像的藏经阁提出了修缮建议。……经过修缮，使整个法源寺面貌一新。今后，法源寺将作为佛教学术研究部门和佛教图书文物保藏展览的场所，不久将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宾客参观游览。
1980年，离邓小平副总理出访日本不到一年半，诸缘具足，鉴真大师终于回到了阔别达一千二百多年的故土，也圆满了森本孝顺长老和中日佛教徒多年的宿愿。在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活动筹备中，僧人匮乏的问题也凸显了出来。场所具备了，但是却缺少僧伽。中国佛教协会经过努力，从各地借调了一批僧人来北京参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活动，这些借调来的僧人中，也不乏一些年轻的僧伽。另外，在此期间，有一批在“文革”中被遣散的中年以上的法师也回到北京，共同在法源寺参与负责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工作。因此，活动结束后，赵朴老以此为契机，以其敏锐的智慧，向中央提出了建议，以这批青年僧伽为基础，依托回到北京的一批中年以上的法师为师资力量，倡导并恢复中国佛学院。
这种内外互动，深刻地体现了在佛教历史传统与现状、国家现状与佛教现状之间，形成的互为借力的良好局面。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互动正是如赵朴老所说的“方便善巧”。赵朴老强调佛教历史传统的形成是佛陀和古德先贤们根据弘法的需要以及国情、民情的不同，创宗立说，施设了种种方便法门，使佛教得以超越时空的阻隔，冲破种族、国界的障碍而获得迅猛的发展。印度三期佛教的开展、各具特色的三大语系佛教的形成，即是佛教方便随顺众生机宜，巧妙地适应时代发展的结果。因此，发展佛教各项事业，当今中国佛教更需要“方便善巧”，佛教的国际交流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方便善巧”之一。
和平慈悲的柔性外交
化解“文明冲突”，促进世界人民的沟通与合作，不仅需要政治层面的国家外交，也需要社会、宗教层面的公共外交。并且，外交既是制度性平台的组织沟通，更是私人性的情谊来往，尤其是领袖人物之间的互相认同对于开展外交，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世界各地的佛教徒都是对佛陀教诲的继承与弘扬，一脉相承，具有无比亲密的法缘关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法缘的相续与连接需要“人缘”的沟通与中介，这便是佛教领袖私人情谊的重要作用。赵朴老将“佛法传播”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强调佛教是热爱和平的宗教，以彰显佛教的世界性与国际交流功能的现实意义。1995年5月23日，他在中韩日三国佛教代表祈祷世界和平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佛教是热爱和平的宗教。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是一体同心、平等不二的。佛教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为襟怀，以息灭贪、嗔、痴，破除我执为途径，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目的。佛教希望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相互帮助，反对任何贪婪、歧视和仇杀。佛教这种超越国界的以世界为本位的平等慈悲精神，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宝贵财富……佛教是人类的精神故乡，是人类的心灵安宅。人们只有通过修习佛法，息灭心中的贪、嗔、痴等烦恼之火，做到心平气和，才能实现家庭的平静。家庭平静了，国家才能平静。国家平静了，世界才能平静。
赵朴老的一生生动地演绎了佛教热爱和平的慈悲，这是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出发点与价值归宿。他充分利用自己作为佛教领袖、诗人、书法家等多重身份，与各国佛教领袖、各界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他将私人情谊公共化，成为现当代佛教国际交流的典范。
赵朴老往生后，香港觉光法师、澳门健钊法师、台湾了中法师、韩国田云德、日本水谷幸正、藤光贤、大谷武、冈部守恭、新加坡李木源等海内外佛教界人士纷纷撰文，深切悼念赵朴老对世界佛教的贡献与深情厚谊。大谷武是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创会会长大谷莹润的儿子，他在文章中尊称为赵朴老为“现代的鉴真”，强调赵朴老在有生之年，通过中日佛教友好交流，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日本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以充分的行动回应了赵朴老的建议和要求，这正是赵朴老所具有的大慈大悲之心和高尚的人品所感化的结果。因此，赵朴老的一生，圆融佛教的法缘与领袖人物之间的友情，圆融佛法传播与文明交流，圆融佛教交流与世界和平事业，圆融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与国家外交，是悲智双运的践行。
结语
赵朴老对中国佛教的总结与概括，是依“自知”的思考方法进行的，重视中国佛教的文化层面与社会层面，其用意在于为当时中国佛教的发展寻找社会基础;同时，这也适合于他作为中国佛教领袖、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的思考。
对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理解与实践，赵朴老自己总结说：“如果说和平友好体现了佛教的慈悲，文化交流体现了佛教的智慧，那么方便善巧则是佛教悲智的有机结合。”因此，赵朴老用智慧与行为，彰显与诠释了中国佛教国际交流传统的四大内涵：弘扬佛法功能：通过佛教界的交流，促进佛法在不同区域的流行;文明交流功能：化解文明冲突，重建文明秩序;弥补国家外交：佛教交流作为重要的公共外交，是国家外交的补充，凸显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独有的社会功能，促进佛教自身的发展，是“方便善巧”的智慧;私人情谊的柔性外交：通过佛教领袖人物的私人情谊，是慈悲心的流露，表现信仰私人性的公共功能。弘扬佛法与文明交流的功能，体现了“应机普摄”的智慧，弘扬佛法是“体”，文明交流是“用”，国际交流则是“相”。赵朴初正是从根植于悲智双运的佛教原则与内外互动的政治原则出发，从事与探讨中国佛教的国际友好交流。
(本文为2016年11月2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赵朴初先生、丁光训主教对外民间交流思想与实践研讨会”论文，发表时有删节。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