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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佛教的复新运动

时间:2017-05-26 17:31     来源: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     作者:南师怀瑾先生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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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的佛教,自隋唐以来,便已成为中国文化中鼎足而三的儒、释、道三大主流之一。因随历史演变,由于朝代的递嬗,而有盛衰的起伏,直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的现在,这个递延原前,还是一仍旧贯。

清末民初佛教的复新运动
【图语:清末民初的佛教】

  中国的佛教,自隋唐以来,便已成为中国文化中鼎足而三的儒、释、道三大主流之一。因随历史演变,由于朝代的递嬗,而有盛衰的起伏,直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的现在,这个递延原前,还是一仍旧贯,好像并未更变,在近代史上,自中英鸦片战争开始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因为受到一连串丧师辱国失地赔款的惨痛教训,使安贫乐道袭故蹈常的国人,深受外来刺激,这才一梦惊醒,从此便注视西洋文化,渐渐对于西洋文化思想,也转变观念而加以探究。跟着,西洋文化就相继进入中国。而初期来华的各国教士,他们一面宣扬天国的福音,一面传播西洋的学术,究其行动背景,不无侵略色彩,所谓文化侵略,原系挟其帝国势力而来,这在当时情况,也足势所难免。清廷国势衰落,既已暴露无遗;同时西洋人根本也不明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究竟有些什么,所以把中国人也一律看作落后地区的野蛮民族一样,这种歧视扞格之处,到目前为止,中外两方,还没有充分了解和完全消释。这是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一大障碍,因此障碍而造成西洋人在中国人的历史地位上,有了许多难以估计的损失。现在虽然于发掘研究之余,渐有较佳的体认和好转的迹象,但其前途的成就,还待历史的考验。

  我们对于文化历史,有了整个认识,然后简单述说二十世纪的佛教,才能顺理成章,可以鉴往知来。兹就“二十世纪的佛教”,试论撰为:(一)中国佛学的复新;(二)中国佛教的演变。分述如下:

  中国佛学的复新

  关于中国佛学的复新,就事论事,首先应该归功于佛学大德的学者、居士们。因为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肩负佛教传统家业的僧众们,也如清朝政府一样,都是不明世界大势,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一般人物。只有知识分子的学者、居士们,随着时代潮流转变,因温故知新,才能开启这个复新的机运,而开启此一复新机运的耆德元勋,如所周知,毫无异议的,首先应推石埭杨仁山先生。仁山先生,名文会,安徽石埭人,近代学者尊之为杨仁山大师。他的祖父与清廷中兴名臣曾国藩为同年,他在十几岁时,便随祖父见过曾国藩前辈。曾文正公当时一见便加赏识,劝他努力功名,他对文正公说:我不要求异族的功名。文正公只好一笑罢了,从此便很留意他,后来还吩咐他的公子曾纪泽,好好培植这个人才。到了曾纪泽出使欧洲,便请他帮忙,担任参赞的名义,实际上由他大权独揽。他在游历欧洲的阶段,极力留心科学。后来又到了日本,他得到日本佛学家南条文雄的帮助,使他发现了许多唐宋遗留在日本的佛学宝典。回国以后,便绝意仕进,立志毕生弘扬佛学。后来舍宅刻经,与他的弟子欧阳竟无先生,在南京成立著名的金陵刻经处,弘扬佛学的事业。所刻佛经与佛学要籍的版本,必力求精审,广事搜罗,详加厘订。一时风声所播,举如戊戌政变中名列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现代文化启蒙导师梁启超等前辈,乃至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等,也都深受影响致力佛学。总之,仁山先生在清末民初之间,名重公卿,震声朝野,但始终为弘扬佛学而努力,毕生以居士身应化众生,可谓稀有难得。

  后来继承杨仁山先生弘扬佛学的事业,有欧阳竟无先生,先生名渐,宜黄人。与李证刚先生等,皆游于仁山先生之门,可以说是佛学的巨子,佛教的龙象,学者亦尊称之为大师。他继仁山先生遗志,创办有支那内学院,专门阐扬佛学的般若、唯识之学。从他门下的,有出家的法师们,有在家的学者们,如吕秋逸、熊十力、王恩洋、梁漱溟、黄忏华等,都是他的弟子。目前许多学者,大半也是他的再传弟子,或是间接受他影响的。内学院在抗战时期,迁移到了四川江津,竟无先生也在四川逝世。内学院所刊印的佛经及序文,都是辞章典丽,考据精详的杰作,这又大都出自吕秋逸先生所手订,他曾遍考梵文、日文等版本,其态度的谨慎,可以想见。这时在北方并以佛学大师出名的,还有韩清净先生,所以一般学者,便有“南欧、北韩”之称。

  由杨仁山、欧阳竟无先生阶段,时代已经转入民国,也正是二十世纪的初期。受仁山先生一系的影响,在京沪一带专门从事佛学的弘扬事业者,便有丁福保先生编纂《佛学大辞典》,和梅光羲先生讲述唯识,还有聂云台先生的护法,马一浮先生的创办复性书院,融会三教理论,专主禅理与儒家经学合参的门风,自成一家学系。但是可以认定,那些都是因为杨仁山先生直接或间接启发的关系。总之,到了民国初年,二十世纪的初期,中国学术界,对于研究佛学的风气,显见一反常态,特别勇猛精进,方诸雨后春笋,向阳花木,大有竞艳争发,茁壮滋长之势。这种风气,延续发展有四五十年之久,后来因种种原因而式微了。

  大凡一种学术风气的形成,必然有它时代意义的背景,即其前因后果,所谓法不孤起,决不会无故幻出空中楼阁的。准此以论,关于二十世纪之“中国佛学的复新”,以及“佛学思想的趋向”两课题,同样也会附属于一般法则,而有它势所必然的因果律的。

  第一、有关中国佛学复新的答案,质直的说,实在是受西洋文化思想刺激的反应。因为十九世纪的末期,中国人为了注视西洋文化思想,先由学习自然科学而发现西洋的人文科学和政治思想,因此便源源输入西洋各种政治主义的理论,新思潮便勃然而兴。为了探求政治思想,自然而然便要追寻领导政治思想的哲学,所以自希腊以来,西洋的各种哲学学说,也就源源而来。尤其此时新兴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如滔天巨浪,淹没一切。这种新思潮的进入,促使中国历史起了革命性的转变,一般知识分子,在学术思想上,因袭宋明理学,或者向来关门闭户,自寻烦恼的搞他三教异同的学说,忽然面对新进输入的西洋各种哲学理论,仓卒之间,便有瞠乎其后的错觉。因此一般富于民族意识,而且比较保守,又有较深国学修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潜在的意识里,无形中便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但反躬自问,传统的儒家学说,三千年来,一直被锢闭在道德伦理的圈子里,要想以纯粹思想,超越于西洋唯心唯物的哲学理论,便有理屈辞穷,难以发扬阐明之感。所以此如胸怀大志的杨仁山先生之流,到了日本,一经接触唯识法相宗的思想,发现其中涵有至高无上的形上哲学理论,可以统率唯心唯物的思想,而其井然不紊的因明逻辑,以及道德伦理,乃至身心修证等学理的致密,抑且概所包容;于是便有“道在是矣”的感觉,不期而然的便投身于佛学的法海,发出觉世救人的大悲宏愿了。自此风行草偃;凡是学问渊深,是非今古之间的学者,也就向慕不已,一时趋之若鹜,而风靡了中国的学术界。在另一方面,比较倾向西洋文化的学者,当然也为数不少,至于主张调和论者,自亦大有人在。此系题外,可不具论。

  第二、有关佛学思想趋向的答案,老实的说:他们动机开始,原是要以佛陀的学理来统领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后来愈钻愈深,不知不觉间,自己便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无形中走入宗教的不二法门,自然对于明清以来衰败佛教的本身,发愿要求整顿。因此弄得既不能救世,又无暇自救,结果还与佛教的出家僧众,无意中形成冰炭,势不相容,一直闹着“居士弘法为非法”的争论,所以更不能救起没落了的佛教,诚为可叹。例如杨仁山先生与欧阳竟无师徒二人,当时受佛教教内的歧视,几乎到了委屈不能求全,忍辱不能负重的为难境地,所以竟无先生后来在他的辟邪,昭正学说中,第六条目内,便有辨僧与居士可否弘法的谠论,由此可见当时杨仁山与欧阳竟无二位师徒间,所引起僧俗弘法的诤议,非常严重。这个问题,直到如今尚弥漫在佛教徒的僧俗之间,就佛教言,实在是一重大的内伤。

  从此以后,支那内学院的学风,又启一新的方向,例如竟无先生的弟子熊十力等,因学佛而不成,复慨于觉世牖民之道,全仗佛学未必尽然,便自重理旧学,开创揉合儒佛思想融通的学风。熊十力便将易经学理与唯识法相同参。自著《新唯识论》等书,与其师竟无先生决裂分庭,自成一家之言。至于他对易学与唯识学造诣的程度,其实有待商量。但自竟无先生的内学院一系以后,所有文字写作路线,都是以玄奘法师翻译唯识宗的笔调为格式,因此晦涩难通,形成风气,使“五四”运动以后,介于新旧文字的知识青年读之,大有高深莫测之妙。于是自杨仁山先生至欧阳竟无再传而至熊十力以后,所谓“新儒家”、“新理学”的思想又形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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