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能海法师与康萨仁波切首结师徒缘(1928-1932年)

　　到拉萨后，能海先赴大昭寺朝佛，后入住哲蚌寺洛赛林扎仓。这是汉僧在西藏学法的常住之处。能海先随一位格西学法，但他对能海“多所求索，并限制求法”。随后，能海转入郭芒扎仓哈尔东康村①，这正是康萨仁波切的常驻地。

　　(一)康萨仁波切生平略述

　　康萨仁波切全名阿旺土登曲吉旺秋，法名曲增贝桑布 [4113，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格鲁派高僧，曾“被奉为‘西藏之月轮’，或‘大皈依处”’②[3]。据《康萨喇嘛传》记载，藏历第十五饶迥土鼠年(1888年)，他出生于拉萨的居囊家族。幼年时，被认定为哲蚌寺郭芒堪布洛桑南杰的转世。7岁时，被迎人哲蚌寺，进入郭芒扎仓，学习五部大论等经典。于木龙年(1904年)拉萨祈愿大法会获得格西学位。因常驻瓦秀康，故得名康萨仁波切③。之后，人下密院学习大密金刚乘一切法要 [4] 。

　　康萨仁波切由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授沙弥戒 ] 和比丘戒 ]27。曾依止达扎·阿旺松热1941-1950年担任西藏地方摄政“司炯”⑤、布堆·洛桑益西丹贝坚赞 ⑥ 、帕邦喀 ·贝 德基钦宁布⑦等高僧学经，精通显密。第十四世达赖的正经师雍增林活佛南杰赤列康萨仁波切与能海法师的师徒往事是他的首要弟子①[4]。随其学法的弟子还有第四世普布觉强巴仁波切《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作者)②、第十二世达擦活佛晋美坚赞③、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丹贝坚赞④、第94任甘丹赤巴伦珠尊珠⑤、第95任甘丹赤巴扎西东堆⑥、格西喜饶嘉措等著名高僧、学者[4]。

　　能海法师在康区时，已从降阳清丕仁波切处听到康萨仁波切的声名，在多次跟随僧众听受康萨仁波切讲经后，能海向康萨仁波切提出了学法的请求。而康萨仁波切“悯汉人求法不易，特予方便”，“欣然矜许”[3] 。

　　(二)能海法师敬重康萨仁波切

　　进藏之前，能海法师在内地已是有名的佛学家，在成都、重庆等地讲经说法，“听众常无虚席。《俱舍》二字，曾讲七天，足见学识已甚深广”[3]。而且，从年龄上说，能海法师也略长于康萨仁波切。但是。能海法师非常敬重上师康萨仁波切，“每日三次礼拜，每晨用坛远道背水登楼，供喇嘛供水烧茶，晴雨寒暑无间，并作擦杯扫地等离杂务[3]，“恭敬承事，数年如一日”[3]。

　　作为有名望的高僧，康萨仁波切时常被请去外出讲经，一去便是数日路程，能海也不问上师赴何处，必随侍前往，以便每日请教。所以，康萨仁波切也很喜欢这位徒弟，“慈悲见教，不计时间，随到随教”。能海“长随五年，深得喇嘛(即上师康萨仁波切——引者注)显密法要”[3]。

　　(三)能海师从康萨仁波切学经

　　语言障碍。这是摆在能海等汉僧面前的首要问题。虽然到拉萨前，能海曾在内地学习藏文，又在康区跟随当地的藏族僧人学习经文、戒律等，或多或少具备藏语基础。但卫藏方言与康方言毕竟有差异，而且跟随三大寺的高僧学法更需要较高的佛法功底。能海法师记道，“初学之时我等虽不甚明了喇嘛之语，然喇嘛能会达我等夹杂不适之藏语。遇我等不解喇嘛语言时，喇嘛或为指示书中文字或为多方譬解，如说‘觉’字不解，又为说‘智慧一了知’，等等，必使解达而后已。如此将及半年，遂亦勉强能听讲。” 可见康萨仁波切非常体谅这些汉地来的僧徒，尽可能以明白的语言教授佛法奥义。可以说，藏地高僧对人藏汉僧的宽容接纳、耐心指导，正是能海等汉僧学有所成的重要前提。

　　学经次第。最初跟随康萨仁波切学法时，能海等人随意请法，不知次第，不到半年，“意中所求之法已悉传毕”。能海法师意识到，历经艰辛才得以人藏，几经曲折才得以就教于康萨仁波切这样的善知识，怎能半年就结束呢?而且，这样不讲次第地学经，无法获得系统的认识。于是，能海法师请康萨仁波切开示学修途径。面对能海有关学修途径的疑问，康萨仁波切大笑说：“汝等亦有此问乎?”看来，康萨仁波切早已注意到能海等汉僧学经不讲次第，遂指示从《现观庄严论》开始。随后，能海等汉僧即跟随康萨仁波切，遵循格鲁派学经次第，逐步学习显密教法。

　　每次听讲前，能海法师必先预习二三十页书，再去听讲。教学过程中，康萨仁波切先让能海等人陈述自己的见解，随后再为其详细讲说。即便这样勤奋学习，能海等人还是感到难以学成，于是请求上师指示一个补救的方法。康萨仁波切于是令能海等坐静修行。

　　两次坐静。能海法师在《康萨仁波切行迹记初稿》中回忆了第一次坐静修白文殊时，租住的屋子里臭虫特别多，不堪其扰，但他坚持坐满三个月的经历：“其屋臭虫极多，从屋顶木板缝中纷纷降落，身如薄纸，引头四望以觅食，有时落于阿刚、巴当之中，又须起而救之，超一法师①不堪其扰，藏身破[被]囊中，唯留头部在外，因头部所系之带松开，面部为臭虫所螯[螫]，如生漆疮，遂离去。予虽坐满三月，然以臭虫之扰故，无所成就，若少有成就者，恐亦出于臭虫之助也。”这段记录令人感慨当时学经的艰难。此后，能海又根据康萨仁波切的指示，“坐静百日，修漾降马”。能海忆道，“经此二次坐静之后，学法似稍易” 。

　　能海法师所学显密法要。显宗经典以《现证庄严论》为主，结合《般若》五会(即小品般若)，兼及《人中论》《俱舍论》《戒律》《因明》，并包括各派注疏宗要;密法则以《文殊大威德仪轨》为主之四部密法及灌顶开光等 。

　　1932年，能海法师“因感财力不足，拟返川一行”②，征得康萨仁波切许可，即取道印度[3]。据《能海上师传》称，自拉萨步行一月始达印度。途中突患重病，立下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之愿，病愈，乘船回国。返回内地后，能海法师曾在上海海潮寺、佛教净业寺讲法，重庆长安寺，成都文殊院、近慈寺，五台山广济茅蓬、善财洞，武昌三佛阁、万广寺等处讲授《俱舍论》《仁王护国经》《龙树菩萨劝戒五颂》《菩提道次第科颂》等经典，主持法会，兼弘显密教法。

　　同时，能海法师仍精进学法，求教于康定、五台山等处藏传佛教上师。1935年，他再次前往康定跑马山，从降巴格格学习《中观论》。1936年在五台山，能海法师又随西藏地方派驻五台山菩萨顶的扎萨喇④，随学随译《现证庄严论》，兼学其他密法。同年，能海接任五台山广济茅蓬住持，领众结夏安居，念《大威德十三尊仪轨》，讲《菩提道次第摄要颂》等。但是，能海法师也感到，“藏密法派与内地僧团共住一寺，难免抵触”，“欲弘宗大师法流，非独自建立道场不可”[3] 经与扎萨喇嘛商议后，于1937年初，将大威德双身像及众弟子，迁至善财洞。1937年春，受山西省主席赵戴文(1866—1943年)等邀请，到太原弘法，讲《菩提道次第科颂》《文殊五字真言》等。因“七七事变”爆发，率领徒弟经武昌等地回到成都。1938年，在成都近慈寺正式成立“专修黄密”的“护国金刚道场”。“最盛时常住比丘近二百人，沙弥七八十人，讲经传戒期间七[聚]众约五、六百人，黄密道风，名闻中外”⑤[3] 。